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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江偉碩/綜合報導
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，9月4日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館一樓集賢廳舉行，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劉榮傳，在會中發表專文–解讀「抗戰勝利實現光復台灣」史實。
劉榮傳老師為陸軍學院72年班，戰爭學院80年班。經歷：戰爭學院教官、副主任教官、專業講座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。現職：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。
劉榮傳–解讀「抗戰勝利實現光復台灣」史實，全文如下:
一、前言
台灣的歷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到史前時期，由原住民生活在島上。16世紀至17世紀，大陸閩、粵沿海居民渡海至台灣開墾。17世紀荷蘭、西班牙等歐洲勢力相繼佔據台灣，帶來殖民統治。17世紀末，鄭成功於台南驅逐荷蘭人，建立政權。清朝統治台灣後，大量漢人移入，加速了漢化進程。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，清朝戰敗，割讓台灣、澎湖給日本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。1945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，台灣重歸中華民國領土主權。故，有中國對日抗戰勝利，才有光復台灣，重歸中國版圖。這是歷史的事實，台灣光復隨著對日抗戰勝利迄今已80年，深值慶賀與感念！
二、台灣與中國的連結
清康熙23年（1683）4月，台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，隸屬福建省。然而，清廷的治台政策，一直到1874年日軍在牡丹社事件1 中犯台以前，卻都是消極的，目的只在避免台灣再度成為盜匪與反抗者的根據地。鴉片戰爭（1842年）以後，歐洲殖民主義勢力怒濤似地衝擊著中國和台灣，1858年到1865年間，台灣在兩次英法聯軍後所簽訂條約的規定下，連續開放滬尾（今淡水）、雞籠（今基隆）、安平、打狗（今高雄）4個港口對外通商。2 同時，1874年日本藉口「牡丹社事件」所發動的侵台之役，以及1884-1885年的中法戰爭，戰火都直接蔓延到台灣。這一連串的事件，終於使清廷瞭解到台灣在軍事上、政治上、和經濟上的重要性。為因應上述國際局勢的變化，清廷於是甩掉清初以降的消極政策，積極擬定經營整個台灣的方針。同治13年（1874）以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，留台辦事，可以視為清廷對台灣建設的開始。3 10年之後（1885），清廷決定提升台灣的行政層級，將隸屬於福建200年的台灣獨立出來，改設為行省，並任劉銘傳為首任巡撫。
台灣置行省（1885）到割讓日本（1895），中間只有10年，而10年之間先後換了4個巡撫，分別是：
‧劉銘傳（第一任巡撫）：1885年9月10日—1891年2月 27日
‧沈應奎（以台灣布政使代巡撫）：1891年4月28日— 1891年10月15日
‧邵友濂（第二任巡撫）：1891年10月16日—1894年9月 15日
‧唐景崧（第三任巡撫）：1894年9月16日—1895年3月 23日
其中時間最長的是劉銘傳，也對台灣有最多的建樹，他在台灣積極實施一連串的改革，台灣現代化的建設起步較晚，反而促進了更多的成就，於是，台灣在1891年有了中國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，南北普設電報可通福州，同時也設立郵政與新式學堂，台北城的街頭亮起了路燈。學者分析其中的因素，認為：「台灣物產豐饒，茶、糖、樟腦的外貿暢♛，且因地處邊陲，來自中央的羈絆較少，地方大員能放手建設事業。再加上台灣是海島，島民之民智普遍早開於內地，因此不僅未形成改革的阻力，反而是促使近代化的幕後助力。」4 但是，台灣建省不過10年，由於中日甲午戰爭（1894-1895）的失敗，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，將台灣和澎湖的主權讓給了日本。
日軍控制台灣之後，設總督府管理台灣，51年之間前後共計19任總督，對台灣先後進行不同的統治方式，大致可分為武力征服時期（1895-1898）、政治建樹時期（1898-1918）、安撫時期（1919-1936）、同化時期（1937-1945）四期。在統治上日本將台灣視為一塊新獲得的土地，用鎮壓的方式先平定叛亂不服的人，再用建設的方式改變社會文教，既而用安撫的方式收攏人心，最後再逐漸的將台灣視為本土。雖然在日本的統治手段上不難看出殖民主義的色彩與侵略者的步伐，但是在這50年中，市政的規劃、經濟的發展、交通的建設、教育的推動、醫療衛生的改善、農田水利的興建、金融體系的建立、法治觀念的灌輸，在在都使得台灣的社會民生高速發展。
這51年的歲月中，日本統治者刻意的切斷中國與台灣的關係，強化日本對台灣的主權。一方面由於長期統治下的習慣成自然，一方面由於日本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與皇民化的號召，台灣與日本的關係變得緊密不可分，透過控制、管理、教育、同化，在日本統治台灣中期以後，台灣人民的對日抗爭，從武裝游擊的保鄉行動，轉變到社會運動、議會運動、文化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勞工運動等政治與社會活動，無論是被迫的，還是自願的，台灣已逐漸成為日本的一部份。
三、台灣人民反日本殖民運動
清光緒20（西元1894）年，朝鮮發生「東學黨之亂」，請求清廷派兵平亂，日本亦藉故出兵朝鮮，惟亂平之後日本不肯撤軍，中日兩國遂在豐島外海揭開甲午戰爭序幕，翌年3月（1895年4月），清廷戰敗，被迫與日本簽訂「馬關條約」，條約中承認朝鮮獨立、割讓遼東半島、台灣及澎湖，並賠償鉅款。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役，不僅台灣就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，也是我國抵抗日本侵略50年血淚史頁的開端。
「馬關條約」簽訂後，日軍即在光緒21年5月登陸台灣。時台灣紳民共推唐景崧為「台灣民主國」總統，全台軍民奮勇抵抗登陸的日軍，各地戰事慘烈，唐景崧、丘逢甲先後離台；新竹義軍姜紹祖奮戰捐軀；9月，台南守將劉永福彈盡援絕，內渡廈門；10月2日（西元1895年11月18日），日本台灣總督府宣告「全島悉予平定」。嗣後各地起義抗暴事件仍未間斷，
較著稱的抗日事件有北部簡大獅、中部柯鐵虎、南部林少貓，史稱抗日「三猛」。光緒33年10月（1907年11月），蔡清琳召集義勇，並聯合賽夏族人，在新竹北埔起義，是為「北埔事件」。清廷割台、賠款等喪權辱國之舉，激起全國同胞抗日怒吼，台灣軍民尤為激憤，誓死抗暴。國父孫中山先生眼見清廷顢頇腐敗，即在「馬關條約」訂約當（光緒21）年9月，號召同志在廣州起義，然不幸失敗。光緒23（1897）年，國父派陳少白來台，籌設「興中會台灣分會」，當時即有台灣志士入會，一致認同國父革命救國理念與台灣抗日緊密相連。光緒 26（1900）年，國父親自來台，在台北新起町（今長沙街一帶）設立總部，隔海指揮惠州起義，計畫自台接應，然以失敗告終。宣統3（1911）年，三二九廣州黃花岡之役，台南許贊元、苗栗羅福星參與起義。受到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影響，不僅掀起海內外同胞革命浪潮，俟辛亥革命成功後，更鼓舞台灣有志之士前仆後繼，展開長期抗日運動。
民國肇建後，台灣各地武裝抗日事件規模較大者有：民國2年，羅福星率眾在苗栗起義被捕後，於翌年絞刑就義。4年，余清芳、羅俊與江定等人於台南西來庵謀劃抗日，率眾在噍吧哖（今台南玉井）起義，歷時數月，不幸失敗被捕，是日本據台後歷時最久、犧牲最慘烈的抗日事件，史稱「噍吧哖事件」或「西來庵事件」；台中望族林祖密慷慨金援前述兩起抗日活動，7年，受國父任命為閩南軍司令。「噍吧哖事件」後，日本鎮壓台民日益嚴密，台灣抗日運動遂由武裝反抗轉為文化政治活動。
因應日人對台灣抗日運動的嚴密鎮壓，台灣志士紛紛成立革命團體，以參加中華民國革命或策應台灣抗日，其中在大陸成立者，諸如：北平台灣青年團、上海台灣青年團、廈門台灣尚志社、南京中台同志會等。在台灣或海外籌組抗日團體與策劃反日運動者，舉凡：民國7年，林獻堂等人發起的「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」；10年，蔣渭水等人為喚醒民族意識，成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；12年，蔡培火等人組成「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」，遭日警進行全島檢肅、扣押，是為「治警事件」； 16年，「台灣民眾黨」成立，積極宣揚民本政治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，對爭取自治權利頗具貢獻。
民國19年10月27日，台灣原住民為反抗日本高壓統治，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，率領南投霧社地區6個部落的勇士，攻擊參加霧社學校運動會的日本官民，襲擊各派出所及官廳，是為「霧社事件」。然而在日本軍警派出重兵，並以轟炸機、毒氣等血腥鎮壓下，莫那魯道等抗日勇士，英勇抵抗 50餘日後自戕就義。
民國26年7月，抗戰軍興，居留大陸的台灣同胞群起投入祖國抗日行列，組織「台灣革命大同盟」、「抗日復土大同盟」、「台灣義勇隊」、「少年團」、「醫藥隊」、「服務隊」等團體參與抗戰，或策動日軍台籍官兵反正。29年，同盟會台籍會員翁俊明奉命籌組國民黨台灣黨部。30年，整合台灣革命組織成立「台灣革命同盟會」，以集中台灣抗日力量，支持政府抗戰及台灣抗日行動。此外，另有加入國軍行列者，諸如：新竹籍鄒洪將軍，保定軍校畢業，曾參與北伐、剿共，抗戰期間並率軍轉戰邑江、潮汕、江西各地，馳援長沙會戰。台北蘆洲李友邦將軍，黃埔軍校第2期，以「保衛祖國，收復台灣」為己志，在抗戰期間，成立「台灣義勇隊」從事抗日。又有赴大陸或留台投身抗日工作，以謀求抗戰勝利與光復台灣者，諸如：宋斐如、謝南光、林正亨、謝東閔、連震東、蔡惠如、黃朝琴、楊肇嘉、吳三連等人；諸多志士，挺身抗日，不畏犧牲奉獻的愛國情操，令人敬佩。
四、中華民國收復台灣的決心
中華民國創建後，政府從來沒有放棄過收復台灣的決心，只是在抗戰以前這種想法深埋在心中，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，國民政府蔣委員長多次宣示收復台灣的決心。
蔣中正自北伐革命以來，都以收復台灣為國民革命的目標，在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階段，雖然無法投注更多心力於收復台灣問題，但在字裡行間仍可看到其念茲在茲。民國16年蔣日記中就談到台灣：「往訪山本條太郎。余結論告其日本如欲與中國親善，須從根本上著手，即對高麗、台灣，應許其獨立，誠能扶助弱小民族獨立，則豈特中華民族一國對日親善而已哉。」
民國20年日本製造「九一八事變」，侵佔東北，「台灣未復，又失東北」 ，蔣中正在日記中表示了無比悲憤。民國21年9月間日本計畫承認偽滿洲國，蔣極為激憤，13日日記中自我期許：「預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恢復東三省，解放朝鮮，收回台灣，琉球。」15日正逢中秋節，又感慨謂：「倭寇定本日承認偽滿，年年中秋節，當為我中華民國惟一國恥紀念。余惟自誓立志復國，死而後已。」 民國22年2月19日，他在日記中自我惕勵：「倭寇之傳統政策，在併吞滿蒙，為東亞之霸主；吾黨之傳統政策，乃在恢復朝鮮、台灣等失地，以行王道於世界也。」23年3月23日又自記：「雪恥：收復台灣、朝鮮、恢復漢唐固有領土，方不愧為黃帝之裔也。」
民國26年7月全面對日抗戰開始，27年3月29日中國國民黨在漢口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選舉蔣中正為總裁，蔣於4月1日向大會致詞時，即嚴正申明了收復台灣的決心，「日本自明治以來，早就有一貫的大陸侵略計劃，過去甲午之戰他侵佔我們的台灣和琉球，日俄戰後吞併了朝鮮，侵奪我們旅順和大連，就已完成了他大陸政策的初步，他就以台灣為南進的根據地，想從此侵略我們華南和華東，而以朝鮮和旅大為他北進的根據地，由此進攻我們的滿蒙和華北，要想以長蛇封豕的姿態從大陸與海洋兩方面來完成他包圍中國、滅亡中國、獨霸東亞的野心。……我們總理在世的時候早就看穿了日本這個野心，和中國所處地位的危險，也為本黨定下一個革命的對策，就是要『恢復高台，鞏固中華」，以垂示於全黨同志，因為高麗原來是我們的屬國，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，在地勢上說，都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面線，中國要講求真正的國防，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，斷不能讓高麗和台灣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之手。中國幾千年來是領袖東亞的國家，保障東亞民族、樹立東亞和平是中國義不容辭的責任，為要達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使命，遏止野心國家擾亂東亞的企圖，必須針對著日本積極侵略的陰謀，以解放高麗台灣的人民為我們的職志，這是總理生前所常常對一般同志講的，總理的意思，以為我們必須使高臺的同胞能夠恢復獨立和自由，纔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，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。」
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，12月9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佈《國民政府對日宣戰文》，正式對日宣戰，昭告中外：「茲特正式對日宣戰，昭告中外，（與日本間）所有一切條約、協定、合同、有涉及中日之關係者一律廢止。」據此，馬關條約當然廢棄，就國際法而言，台灣自中國對日宣戰之日起，即已恢復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。民國31年4月間，在重慶掀起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台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，軍政要人如孫科、陳立夫、馮玉祥等人均參與其事。孫科在宣傳大會中演說：「在中國抗戰發動以前，客觀的有利時期還沒有到，而中國也沒有力量，所以我們雖然有滿腔熱血要援助台灣光復運動，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我們不但是感覺慚愧，而且感覺對不住台灣的同胞。今天經過了五年英勇的抗戰，我們卻可以肯定的對我們台灣的同胞說：『你們的解放已經在目前了。再過兩年，我們一定能打倒我們的敵人，把他們驅逐出東亞大陸之外，到那個時候你們一定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來，享受自由平等和富強康樂的幸福。』」
陳立夫在重慶《益世報》發表：「今抗戰已操勝算，台灣光復即將實現，吾國內外同胞皆有收復失土之責，吾人對倭交涉之失敗，固以台灣之棄守為創最鉅，痛最深，但今日對倭抗戰之成功，亦必為台灣之光復為標的之一無疑也。」馮玉祥的撰文更具體的提出：「光復台灣，不僅是六百萬台灣同胞的責任，不僅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同胞的責任，而且是二十六個同盟國家共同的責任，希望英美及其他盟邦積極準備，以大量空軍及海軍增援中國，配合中國陸軍及台灣革命運動作攔腰痛擊日寇的軍事行動。至於我們，除作軍事準備外，還要動員全體同胞，出錢出力，援助台灣的抗日。……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，日寇對台灣加緊剝削和統治，時機是更加迫切了，我們要用全力收復台灣，特別是熟知日寇內情的台灣同胞要加倍努力，誰都知道昔『殷之興也，伊尹在夏，周之興也，子牙在殷』，只要我們努力，勝利是不成問題的。」
民國31年11月1日日本成立「大東亞省」，3日，甫接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宋子文，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舉行記者招待會，聲明戰後中國恢復固有領土，以甲午戰爭前狀態為目標：「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、台灣及琉球，朝鮮必須獨立。美國方面有一流行口號，即『日本為日本人之日本』，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據之地均應交還原主。」其時，盟國有一部分人提出台灣國際共管等，美國《幸福》、《生活》、《時代》三大雜誌合草的「太平洋關係備忘錄」第四段，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，其中包括台灣，劃歸國際共管。為此，
《大公報》發表題為《中國必須收復台灣―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》一文，指出：「根據國際公法，台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。日本從中國手裡奪去台灣，台灣應該歸還中國。根據大西洋憲章，台灣也該歸還中國。」呼籲：「中央對台灣問題最好即作具體的措置，以淪陷省區待遇台灣。」《台灣先峰》雜誌特為指出：「在今日全國人士正熱烈引頸待望於台灣的收復，而台灣革命志士也正在擲頭顱灑熱血的時候，宋外長這一談話更加具有意義了。」可以看出當時政府人士的言論與輿論已密切結合，光復台灣已成為抗戰中期以後朝野共同的目標。
民國32年蔣中正手著《中國之命運》，從國防方面剖析收回台灣的重要性與必然性，強調：「台灣、澎湖列島本是漢人開發的區域，屹峙東南，久為我們中國的屏藩，迄至明末，乃為荷蘭人所侵據，而終為我鄭成功所收復，其事跡真可歌可泣。……以國防的需要而論，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，如有一個區域受異族的佔據，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，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，所以台灣、澎湖、東北四省、內外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。這些地方的割裂，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。」
8月4日宋子文在倫敦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身份接見新聞界發表談話，指出：「中國期望於日本失敗後，收回東北與台灣，朝鮮則應成為獨立國，……中國但求收復失土，而決無領土野心。」日後擔任台灣行政長官的陳儀，在9月也發表談話：「收復台灣，不獨為台灣同胞的利益，實亦全國利益之所在。台灣素以產米著名，……出產無數量的糖，……出產世界十分之八的樟腦，南方有無數的大森林，再如金礦、鉛礦、士敏土、海產等等，都是日人獲得巨利的來源。在戰略上，台灣是日寇南進的總兵站，與我海南島並稱『南進中的兩隻眼睛』，……台灣經倭寇經營已達四十八載，確為『點睛之眼』，其軍事價值非常之大，我國及同盟國如能設法挖去倭寇這隻眼睛，則倭寇南進完全變成盲人瞎馬，其將顛踣不起，不卜可知。」
33年元旦，蔣中正以國民政府主席身份書告全國人民，重申：「我們這一次抗戰，要消滅日寇的野心，必須以解放朝鮮人民和恢復台灣失土，為我們的職志。」不難看出，蔣已經意識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覆亡只是時間問題，中國收回台灣主權已經排上了國民政府的工作日程。34年8月14日抗戰勝利，24日在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中，蔣致辭說明：「我們國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標，和最迫切的工作乃有三點，第一、首先要恢復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其行政之完整，第二、要收復我們台灣和澎湖的失土，第三、就要恢復高麗的獨立自由，因為高麗不能得到獨立自由，台灣不能回到祖國懷抱，東三省的領土、主權與行政不能完整，則國家的獨立自由就無從談起，而抗戰的目的亦無由達成，此為我國父創造革命的傳統政策，亦為國民革命始終一貫奮鬥的目標。」
從這些政府方面的談話或宣告，不難看出，無論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隱忍備戰時期，七七抗戰後獨力作戰的艱苦歲月中，或是珍珠港事變後同盟作戰的期間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是以收復台灣為對日的目標，為國家的政策；而民間的聲浪也因政府的肯定而愈加洶湧，台灣的同胞更聲聲以中國為己國，彼此連氣同聲，以「保衛中國、收復台灣」為職志。
五、開羅會議與收復台灣
開羅會議是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最高峰，也是決定戰後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，台灣、澎湖得以回歸中華民國的最重要關鍵。
民國32年11月21日蔣中正到達開羅，27日離開，前後一週內，開正式會議兩次，蔣中正與邱吉爾單獨談話4次，與羅斯福談話6次，談話範圍甚廣，諸如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、日本對華賠償問題、旅順大連問題、新疆問題、蘇聯對日參戰問題、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問題、朝鮮、越南、泰國必須獨立問題等，另外則是幕僚間的會商。
其中談及台灣問題的，首次是在11月23日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上，蔣中正、羅斯福和邱吉爾和隨行人員與會，由羅斯福擔任會議主席，商討中、美、英三國共同問題。在會議中，談到關於戰後懲罰日本問題，蔣中正提出，自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四省開始，中國政府為收復東北而抗戰，擊敗日本後，東北四省自應歸還中國；至於台灣和澎湖群島原為中國領土，自亦應歸還中國。羅斯福支持蔣中正的上述主張，並決定剝奪日本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一切島嶼，將日本從其攫取的其他國家土地上驅逐出去。就此一階段來看，羅斯福並不清楚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時間與經過，所以會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，而並沒有以1894年甲午戰爭為起點。
23日晚上蔣中正伉儷赴羅斯福總統晚宴，得有單獨商談的機會，美方霍普金斯（美國租借法案主管官員，羅斯福總統幕僚）在座，蔣再度強調中國東北四省與台灣、澎湖群島必須歸還中國。會商經過至為圓滿，羅斯福同意下列各點：(一)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應歸還中國，(二)太平洋上日本所強佔之島嶼應永久予以剝奪，(三)日本潰敗後應使朝鮮獲得自由與獨立。遂命霍普金斯根據討論之內容起草公報。
在中、美、英三國幕僚人員討論公報內容的會議中有一段激烈的爭辯，可以看到中國對收回台灣的堅決與奮戰。26日下午，美方約王寵惠談商會議公報案，在場者有美駐蘇大使哈立曼、英外次賈德幹、英外相艾登、前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，當時就英方所提修改案討論，許閣森對於原案第四段：「日本由中國攫取之土地，例如滿洲、台灣、小笠原等，當然應歸還中國」提出異議，欲將「當然應歸還中國」改為「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」。賈德幹補充：「此項修改之擬議，蓋因應國會或將詢問英政府，為何關於其他被佔領地區並未說明歸還何國，獨於滿洲、台灣等則聲明歸還中國，上述各地固屬中國，但殊不必明言耳。」英外相艾登在場，未發一言。王寵惠據理力爭：「如此修改不但中國不贊成，世界其他各國亦將發生質疑，『必須由日本放棄』固矣，然日本放棄之後，歸屬何國？如不明言，轉滋疑惑。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戰由於日本侵略我東北而起，而吾人作戰之目的亦即在貫徹反侵略主義，茍其如此含糊，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，故中國方面對此段修改之文字，礙難接受。」賈徳幹又謂：「本句之上文已曾說明『日本由中國攫去之土地』，則日本放棄後當然歸屬中國，不必明言。」王寵惠則以「措詞果如此含糊，則會議公報將毫無意義，且將完全喪失其價值。在閣下之意，固不言而喻應歸中國，但外國人士對於東北、台灣等地，嘗有各種離奇之言論與主張，想閣下亦曾有所聞悉，故如不明言歸還中國，則吾聯合國共同作戰，反對侵略之目標太不明顯。」堅決主張維持原草案字句。哈立曼大使表示贊成王寵惠之意見，並謂：「吾人如措詞含糊，則世界各國對吾聯合國一向揭櫫之原則將不置信。」主張維持原文，並建議將該段末句「日本以武力或侵略野心所征服之土地，一概須使其脫離其掌握」，提置在第三段之後，另立為一段，其餘則一切依照原案不動。最後討論結束，以中、美兩方均主張不改，故維持原草案。
其時三國領袖及蔣夫人正在第二次正式會談中，上述商談會議公報草案之各員即前往參加，將最後稿朗讀一次，讀至關於朝鮮一段，羅斯福總統謂蘇聯對於此點諒無意見，讀畢，三領袖贊成，遂作為定稿。這一過程中王寵惠堅持對東北、台灣、澎湖必須歸還中國，意義極大，蓋「放棄」與「歸還」在國際法上的差異頗大，「放棄」指一國佔有他國之領土，並未歸還原來之國家，此一領土暫時成為無主之土地，以先佔有者屬之，但須國際法重新確定；「歸還」即一國租借或強佔他國之領土，以後自動或被強迫歸還原來之主權國家所有，以維護其國領土完整。至此台灣與澎湖應歸還中國遂成定論。
會後蔣中正一行於11月27日起程回國。11月28日，蔣中正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此次開羅逗留七日，其間以政治收獲為第一，軍事次之，經濟又次之，然皆獲得相當成就。本月大部精力，皆用於會議之準備與提案之計劃，慎重斟酌，未嘗掉以輕心。故會議時各種交涉之進行，其結果乃能出於預期，此固為革命事業中之一項重要成就。」26 同年反省錄中則寫道：
「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約訂立，乃至美國對華限制移民律撤銷案之通過，以及開羅宣言東北與台灣交還中國，加之戰後朝鮮獨立之聲明以後，我國次殖民地之地位與百年來所受之國恥，已掃除盡淨。」
民國32年12月20日蔣中正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126次常務會議對開羅會議之行做了簡要的報告，可以做為蔣個人對開羅會議的完整看法：
此次開羅會議的經過，本人要提出報告的，就是關於我國的領土完整，以及朝鮮、印度、安南、琉球等問題。琉球、台灣、澎湖問題，當我沒有去之前，即向美國說明，琉球原來是我們的，為太平洋重要之軍事據點，要美國特別的注意。在開羅會議的時候，如果我們硬要，美國也不會同我們爭；但是我們要來之後，第一、我們沒有海軍，就是戰後二、三十年之內，我們在海上都沒有辦法；第二、要引起英美的懷疑；所以我們對於收回琉球，不必過於堅決。不過因為琉球是太平洋的重要軍事據點，我們不能不過問，無論如何，不能讓日本佔領。至於台灣、澎湖，與琉球的情形是不同，台灣、澎湖於一八九五年被日本佔去，琉球是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即被日本佔去；所以我們對於琉球可以不收回，而台灣、澎湖，是決定要收回的。
無疑的，蔣中正通過外交上的努力，使美、英兩大國承諾將台灣主權歸還中國，解決台灣在日本戰敗後的歸屬問題，為中國最終收復台灣奠定了國際法的依據，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。在大陸參加抗戰的台胞聞訊致電蔣中正：「頃見報載開羅會議重大成功，台澎等地歸還中國，凡我台胞同深感奮，如蒙鞭策，願效馳驅。」島內的台胞，不久也從美軍飛機空投的傳單中，獲知這一喜訊，有如「上天降福星」，奔走相告，期待台灣早日回到祖國懷抱。
六、結語
民國26年7月7日抗戰伊始，至民國30年我國獨力抗日奮戰4年餘後，民國30年12月8日，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中國與美、英等國同盟對日作戰。32年11月，中、美、英3國領袖蔣中正、羅斯福及邱吉爾，在開羅舉行會議後發表聯合宣言，確定日本應歸還占領的我國東北、台灣、澎湖等地。34年7月，中、美、英3國共同發布「波茨坦宣言」，要求日本必須履行「開羅宣言」之條件。 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至此艱苦的8年對日抗戰終於獲得勝利，戰後依據「開羅宣言」，台灣重回中華民國懷抱，是我國對日抗戰重大成就之一。10月25日，盟軍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（今台北市中山堂）舉行，民國36年3月1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訂10月25日為「台灣光復節」。
光復台灣不僅是台灣同胞的期待，更是全體國人的共同責任，為此政府成立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」，並開辦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警政、教育等各類人才幹部訓練班，以迅速完成台灣的接收與重建，並積極推動各項建設。在政治上，推行民主政治；在軍事上，強化台灣防衛力量；在經濟上，振興地方經濟；在警政上，維護社會秩序；在教育上，推廣國民教育，提升國民素質。這些措施使戰後台灣社會秩序得以快速恢復，奠定國家邁向安定與繁榮的基石。數十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交通的建設，才有今日繁榮具現代化、國際化的寶島台灣，因此，在紀念台灣光復80年的今日，國人當應珍惜、熱愛我們偉大的「中華民國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