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來醫療院所裝設監視器引發爭議，外界聚焦病患隱私與影像外流風險。中華科技大學校長李禮仲投書指出，借鏡國際的「權大熙法案」、「陽光手術室」立法或規定，醫療監視器制度的核心不是監控，而是如何透過制度設計，在病患權益、醫療安全與醫護保障之間取得平衡。
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法學博士李禮仲以「權大熙法案」為例，2016年南韓發生「幽靈手術」事件，男大生權大熙在首爾一家整形診所接受削骨手術，原本預約由院長主刀，麻醉後，院長僅進行部分手術，隨後由不具專業資格的人員接手，導致權大熙失血3500毫升，相當於一名成年女性的全身血量。
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，手術室監視畫面顯示，醫護人員未即時輸血搶救，而是不斷清理地面血跡，甚至有人在旁滑手機。當權大熙情況惡化後，醫療團隊僅將滿身是血的他推往恢復室，隨即下班離去。之後雖轉送大型醫院，仍因失血過多與延誤治療而陷入腦死，49天後不幸身亡。
李禮仲指出，正因為有監視器畫面，社會才得以看見真相，這些影像不只揭露醫療疏失，更凸顯病患「知情權」的重要性，若缺乏客觀紀錄，醫療爭議往往只剩各說各話。韓國國會推動「權大熙法案」的手術室錄影制度，並非懲罰醫護人員，而是建立一套兼顧病患權益與醫療安全的透明制度。
事實上，許多國家開始重新思考醫療場域的影像記錄問題。英國近年強化醫院公共區域與高風險區域的監視規範，尤其針對急診暴力、醫護安全及醫療事故調查，建立較完整的監視影像管理機制。美國部分州允許病患在特定情況下錄製醫療過程，例如德州推動「監視攝影機法案」。
日本大型醫院會在高風險手術導入影像輔助紀錄，並非單純監控醫師，而是提升醫療品質與降低爭議。中國近年也推動「陽光手術室」與全程可追溯系統，藉由錄影降低「代刀醫師」與醫療糾紛。李禮仲認為，關鍵不是「要不要裝監視器」，而是制度如何設計；影像本身不是原罪，制度空白才是風險來源。
目前台灣《醫療法》與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雖對醫療隱私有所規範，但對於診間、手術室、恢復室等不同醫療場域的監視器設置與管理，缺乏具體一致的制度設計，導致社會討論經常情緒對立，不是擔心隱私全面失守，就是主張全面錄影自保。真正成熟的法制討論，不應陷入「全有或全無」的二元對立。
李禮仲語重心長指出，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獵巫式的情緒對抗，而是一套兼顧隱私、人權、醫療安全與醫病互信的制度設計；醫療監視器未必是隱私威脅，也可能成為提升醫療品質、降低糾紛風險與重建醫病信任的重要基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