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0名收容人與800名家屬中秋相聚 從一塊手工皂看見教化課程中的「自我效能」提升
記者 游宏琦／花蓮專題報導
「阿母，妳來了……」
車程數百公里，只為坐在彼此面前
一句簡單的話，對一般家庭而言或許平常；然而隔著一道高牆、一道中央山脈，甚至數百公里路程，再次坐到家人面前，卻可能是一名收容人等待許久的時刻。
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舉辦115年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活動，共有約400名收容人、800名家屬參與，合計約1200人。會場內有人握著父母的手，有人急著詢問孩子近況，也有人只是靜靜坐著，把幾個月來想說的話慢慢說完。
監獄安排管教人員引導家屬進入會場，並針對高齡家屬提供無障礙協助；黃敬謀典獄長也親自到場與家屬晤談，鼓勵收容人把握難得機會，與家人分享近況。
對花蓮監獄的收容人而言，「見一面」本身就比許多西部監所更加不容易。
部分收容人的家屬居住在北部或西部，探監意味著必須事先安排交通、轉乘與時間。監方社工因此在懇親活動前主動與家屬聯繫，提供詳細交通資訊，降低家屬因路程陌生、轉乘不便而卻步的可能。
從一通電話、一份交通資訊開始，目的其實很單純—「讓想來的人，得到鼓勵與支持」；也讓高牆裡的人知道，「家人仍願意翻山越嶺而來」。
一塊手工皂 重新建立「我做得到」的經驗
懇親現場，一名參加毒品處遇課程的收容人阿豪（化名），將自己親手製作的手工皂送給母親。這也是此次活動中一個格外具有象徵性的畫面。相關資料確認，這份手工皂由阿豪在毒品處遇課程中親手製作，再於懇親時交到母親手上。
從心理學角度觀察，這塊手工皂的價值遠超過物件本身。
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提出的「自我效能感（Self-Efficacy）」，指的是一個人對自己「能否完成某項任務、改變某種處境」所形成的信念。
對長期陷入成癮、偏差行為或反覆失敗經驗的人而言，內在常逐漸形成「反正我就是這樣」、「我做不到」、「改也沒有用」等負向認知。
因此，完成一件作品，再親手交給重要的家人，其心理意義可能包含另一種經驗：
原來，我還有能力完成一件事情；
原來，我仍然可以給予；
原來，我的雙手，可以創造一件讓家人感到欣慰的禮物
當「我做不到」逐漸被一次次「我做到了」取代，自我效能感才有機會重新建立。
對正在接受毒品處遇的收容人而言，改變往往並非來自一句「不要再犯」，而是重新累積對自己人生具有控制能力的經驗。
教化看似一場活動 背後其實是一連串心理歷程
外界看監所教化活動，有時容易把它理解成上課、做活動、寫心得、辦懇親，甚至認為只是例行性的行政程序。
然而從矯正心理與行為改變的角度來看，真正的教化工作涉及的層次遠比表面複雜；
首先是「儀式感」。
節慶懇親、親手製作物品、與家人重新坐在一起，這些具有明確時間與象徵意義的事件，會在人生經驗中形成心理標記。它提醒收容人：自己仍然屬於某個家庭，也仍然承擔家庭角色與責任。
其次，是「內在動機」。
刑罰本身主要來自外在規範；真正能維持長期行為改變的力量，往往仍須逐步轉化成「我自己想改」。
家人的眼神、父母的老去、孩子的等待，可能讓一名收容人開始重新思考：出監之後，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？
這正是教化工作試圖喚起的內在改變動力。
從「我受刑」走向「我理解自己做了什麼」
再往更深一層，則是「自我覺察（Self-Awareness）」。
矯正工作的核心之一，在於協助個體重新辨識自己的思考模式、情緒反應、衝動來源、人際互動與行為後果。
很多犯罪行為並非單一事件，而可能來自長時間累積形成的認知與行為模式。
真正的改變，需要逐步拆解：
當時我怎麼想？
我為什麼會做出那個選擇？
遇到相同刺激時，我還有哪些不同的處理方式？
我的行為對家人、被害人以及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？
這是一種「行為模式重新解構」的過程。
當一個人開始能從原本「只看到自己受到了什麼」的視角，逐漸移動到「我的行為讓別人承受了什麼」，才可能進一步形成對被害人的同理與責任意識。
教化無法抹去傷害 卻能決定刑滿之後走向哪裡
監獄的教化工作無法替收容人縮短刑期，也無法消除犯罪已經造成的傷害。法律責任仍須承擔，被害人的傷痛也不會因一次活動而消失。
然而刑期終究有結束的一天。
當鐵門真正打開，一名收容人回到社會時，他帶出去的是原來的思考方式、原來的行為模式，還是一套重新整理過的人生選擇？
高牆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行動。
但真正的教化，是在高牆之內，一點一滴重新整理一個人的內在世界。
而那一句——「阿母，妳來了……」
看見母親出現在面前的那一刻，改變的種子已經萌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