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醫美診所錄影設備引發社會爭議，外界對醫療場域設置鏡頭的界線高度關注。醫勞盟理事、執業醫師林秉鴻投書媒體表示，鏡頭本身沒有善惡，關鍵在於使用目的與制度設計，輿論不應將醫療錄影直接與偷拍畫上等號，真正需要討論的重點，不是醫療場域能不能錄影，而是如何在合法前提下錄影、如何保存影像、誰可以調閱、如何防止外流，以及違法者應承擔何種責任。
林秉鴻指出，若所有醫療錄影都被簡化為偷拍，不僅模糊問題焦點，也可能讓醫療現場失去還原真相的重要工具。他強調，非法偷拍與散布影像當然應嚴懲，但醫療安全所需的合法錄影，不應被一概視為犯罪工具。
林秉鴻表示，依《醫療法》第24條規定，醫療機構負有維護病患與醫護人員安全、防止醫療暴力的責任。多年來，政府不斷強調醫療暴力零容忍，也要求院所建立安全防護機制；但當醫療院所基於安全考量設置錄影設備時，卻又遭受強烈質疑，形成政策與執行上的矛盾。
林秉鴻說，錄影設備與偷拍在本質上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偷拍的目的在於窺探隱私、滿足不法需求；醫療錄影則是為了在醫療糾紛、突發事件或安全事故發生時，留下客觀紀錄，協助釐清責任、還原事實。
事實上，監視設備在醫療機構已行之有年，從急診室、加護病房、候診區到恢復室，都可見監視系統。林秉鴻指出，醫療現場充滿不可預測風險，許多狀況往往在數秒內發生，影像紀錄可協助醫護團隊回溯原因，也有助保障病患權益。他形容，從病人角度來看，監視器就像飛機上的黑盒子，「沒有人希望意外發生，但當意外真的出現時，所有人都會希望有客觀證據可以還原真相。」
林秉鴻另指出，醫護人員遭受辱罵、威脅甚至肢體攻擊的醫療暴力事件層出不窮，若沒有影像紀錄，最後只剩各說各話，第一線醫護人員往往處於相對弱勢。此外，醫美產業也長期面臨惡意糾紛、詐騙及勒索風險。他認為，當爭議發生時，客觀影像不只是保護院所，也是在保護消費者權益，避免真相遭扭曲或被惡意操作。
林秉鴻並指出，國際間並非將醫療錄影全面禁止。例如韓國面對相關爭議，選擇建立病患同意程序、保存期限、調閱規範與資訊安全管理制度，重點在於兼顧隱私權與安全需求。韓國選擇建立制度，台灣卻急著關掉鏡頭。
林秉鴻強調，真正需要檢討的不是鏡頭本身，而是管理制度是否完善。社會應支持保障病患隱私，也應嚴懲任何非法偷拍及散布影像行為；但若將所有醫療錄影設備都視為犯罪工具，最後受損的恐怕不只是醫療機構。
林秉鴻重申，成熟社會不該害怕真相被記錄，而應擔心真相無法被證明。醫療錄影的核心價值不在於監控，而在於保障病患安全、維護醫護權益與守護程序正義。與其急著關掉鏡頭，不如建立完善制度，讓隱私與安全得以並存。
